四川会馆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何谓“会馆”？按《辞海》之解释，为“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

“会”是聚会的意思，“馆”是宾客聚居的房舍，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会馆在中国出现，初与商业有关。距今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京城长安就有外地人的邸舍，类似一种只接纳同乡人的“旅馆”，用以联络感情。东晋以后，中国黄河流域的汉人大批流徙江南，在建康等较大城市中，外地同郡同乡官员士绅，也常有聚会的固定场所。南宋时的杭州，除官绅外，还有同郡同乡商贾也参加有组织的活动。

而真正被称为“会馆”的组织，是明清时同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民间的自发性社会组织。会馆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背景。它兴起于明代，鼎盛于清代，衰微于民国。会馆的发达同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明清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和人口的流动，促成了会馆的诞生和勃兴，先是绅士会馆在明初产生，到明中叶以后，商业性会馆纷纷建立。明清流动性阶层除了行商之外，移民风潮几乎席卷农、工、儒等各阶层。随着移民的经常化出现，移民性会馆到清康乾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

清代四川地区，在全国区域移民和区域贸易浪潮激发之下，各式会馆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以徙居新乡务农移民为主体的移民会馆，勃兴于集市场镇，穷乡僻壤。以离乡经商旅居客民为主体的工商会馆，迭兴于省府州县，大邑通都。积两个多世纪的运转，铸就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四川会馆文化。其匠心之笔，神来之功，演化生成厚重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至今。

毋庸置疑，四川会馆文化已成为全国会馆文化和巴蜀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的四川会馆，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均列全国之前茅；对今天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在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著特色。

总序

引言

章 明清会馆概述

第二章 清代四川会馆

第三章 四川会馆的建筑艺术特色

第四章 会馆的集体象征与神灵崇拜

第五章 地域文化融合之地——会馆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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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代四川会馆

　　节　清代四川会馆的源起

四川的同乡会馆，多数起源于明清两代。四川境内会馆之多，分布之广，会馆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列全国之前茅，这是在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总的来说，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的移民、宽松的环境和繁荣的贸易往来，是四川的会馆建筑广泛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

明清以来，外省向四川移民持续了数百年时间。先是元末明初，湖广人明玉珍入川，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大量缺少田地的农民也随之入川开垦务农，拉开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序幕；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掀起了“湖广填四川”的个高潮。而到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从明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宣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第五次率大军入川，从康熙十三年（1674）的“三藩之乱”到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平定叛乱，几十年时间里，整个巴蜀大地几乎都处在不断的战争之中。地方分裂势力与明朝军队作战，农民起义军与明朝军队作战，明朝军队与清军作战，农民军与清军作战，农民军内部互相争夺作战，吴三桂叛军与清军、农民军作战，加上地方土匪此起彼伏，肆虐乡里，给四川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深重的灾难。不仅如此，幸免于难的百姓此时还面临着饥饿、瘟疫、猛兽的危险。明末清初，四川虎患成灾，据《蜀龟鉴》一书记载，四川境内的猛虎“形同魑魅”，时常从屋顶而人，攫人而食，百姓为防虎患，在房屋四周围起栅栏，却仍无济于事，出门打水，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门，往往十数人手持器械前往，沿途就见到猛虎在一旁虎视眈眈。荣昌县令张懋尝主仆八人来到荣昌上任，发现城中死气沉沉，主仆四下寻找，才找到了破败不堪的衙门。此时，一群猛虎呼啸而来，只有三人侥幸从虎口逃身。当时的四川，一派“全蜀大饥，瘟疫大作，虎豹横行，乃至人自相食，赤野千里，数百里无人烟”的惨烈情景。

由于连年的战乱，四川境内人烟稀疏，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据清《四川通史》记载：“蜀自唐宋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这时的重庆，“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永川、璧山、铜梁、定远、安居等县，或无民无赋，城邑并湮；或哀鸿新集，百堵未就”；梁平县在宋元丰年间（1078—1085）有人口20024户，99598人，明末清初，人口锐减，仅存4585人，原有市镇久无人居，杂树成林，狗食人肉。成都则是“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清顺治年间，成都尚有百姓千家，到了康熙三年（1664），整个成都城仅有寥寥数百户，有时走遍几条街道，也难找到一户人家；简阳县顺治年间仅有百姓14户，乐至县稍多一点，也只有27户；顺治十八年，井研知县王配京重修已是破败不堪的县城，谁知城中早已无人居住，经过多方招集，才找到了17户百姓；更有甚者，康熙中叶，南充县城中尚无人居住，“树木成拱，野草蔽地，虎豹昼出，阒无人居”；潼川府辖八县，却“旧户不满百”；泸州领三县，也仅存三百余户。此外，从县志的记载来看，当时宜汉县“遗民数万不存一”，达县“存者百中之三四”，双流“人民存者十之一”，安岳“户不盈十”，温江32户，富顺13户，彰明县（今江油）18户。如此等等人口锐减的记录比比皆是，其情状之惨烈，可谓，让人触目惊心。从四川全省来看，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四川册载人口在300万左右，但到了清顺治年间，人口猛烈下降，据历史学家研究和考证，一般认为清初四川人口下降的谷应该在50—60万左右，仅及今天四川一个中等县的人口数。

原本“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历代粮、税的重要地区，是中央政府和西南边陲的民族区域统领的连接地带，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清初四川这种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状况，使清政府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形下，清康熙总结明末政事教训，遵循《四书》、《五经》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采取“宽松公正、因时制宜”的治蜀政策，并敕训入川官员“为治以安民为本”，安民成为治蜀的指导思想。为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巩固政权，清王朝下达了一系列招流返籍、特别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移定居和恢复生产的政策条例，主要有：移民开垦田亩用给为业；允许外来移民“插占为业”；入川者准其人籍，准其子弟人籍考试；开垦田亩，准其五年起科；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给垦荒和“插占为业”的农民提供农具、种子、牛种；鼓励各省官员招民入川垦荒，成绩突出者晋升奖励，等等。

在政府鼓励入川移民政策的感召之下，诸省人奉诏纷至沓来，或自行而至，成为大规模的移民，这便是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在这次大移民中，计有湖广省（行政区名，雍正初年，湖广省才分成湖北、湖南两省）、广东、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山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14省的移民入川。这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为历史上之空前规模，持续时间长，始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历经130余年，一直延续到嘉庆初年。持续如此长时间的移民活动，移民人口数量当然是不少的，有研究认为，先后入川的移民应该在100—200万之间，而在这期间繁衍增加的就更多了。现今的四川人多为移民的后代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专家统计，重庆有85％是清代移民的后代，成都为70％左右，山区约为50％—60％不等。清人魏源在《古微堂外集》中曾述及：明朝末年，张献忠“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人楚，楚人人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从移民的组成来看，有奉旨人蜀垦荒的，有逃荒人蜀的，经商人蜀的，起事、从军人蜀的，还有宦游、从教、行医人蜀的等等。大量的移民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活动。郭沫若先生曾在《我的童年》中有这样的描述：“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是些外省去的移民。”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载，当时直接入川的移民约有100万人，大量的外省移民使四川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从此也初步奠定了川地的主要社会特征。

入川移民中湖广籍人数多，一般认为约占全部移民数量的一半以上，故俗称“湖广填四川”。其中川东地区，即现在的重庆一带，湖广移民的比例，超过70％。各地县志对这次移民活动和移民原籍地多有记载，如：

民国《巴县志》记载，“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什九皆湖广人”。

同治《万县志》记载，“占籍者湖广麻城为多”。

光绪《铜梁县志》记载，“土著者百之一，楚、黔两省人多，亦有闽、粤、江右来者”。

民国《涪州志》记载，“自楚迁来者十之六七”。

同治《璧山县志》记载，“国初招徕复业者十分之一、二，余皆楚、粤、黔、闽人”。

光绪《江津县乡土志》记载，“自前明以及国初由福建、湖广、广东、浙江、江西、江苏、河南、云贵、陕西接踵而来者不一，其人论其族邻，两湖闽粤为多，其余皆次之”。

在川西平原及广大的川北、川中、川南各地，也是湖广籍的移民数量占多数，其他各省籍的移民分布较广。民国《金堂县续志》记载：“自献贼乱蜀，本境遭祸尤惨，……（人清后）本境人民多自他省迁来者，细别之仍不下十余省，然以楚籍占多数，兹用下分法以说明之，楚省籍约占百分之三十七，粤省籍约占百分之二十八，闽省籍约占百分之一十五，其余各省籍约共占百分之二十。”

《郫县乡土志》记载：“郫自明季遭献贼革杀之后，土著之民靡有孑遗，如孙村、范村、刘村等，皆因其旧姓而名之，而户口则甚寥寥。自国初插占，多广东、湖广之民。其他若以山西、陕西、福建、江西人籍者，不过十分之一。”

民国《巴中县志》记载，“土著仅十之一二，其来自楚粤闽赣者，则十之八，名为客籍”。

民国《苍溪县志》记载，“楚、陕、闽、粤等籍插土为业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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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会馆》在广泛吸纳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时有言人所未言处，亦因体例原因，无法深剖详探，他日或将以学术论文形式，与读者诸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