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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关于管理、经济、政治理论、历史的文章。他在书中主要讲述了经济、政治与社会进程等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把握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思想（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定传统（美国的或日本的）背景下能否继续行之有效的事物，在工业社会和大政府的复杂结构中有效发挥领导力的条件等。本书旨在理解人（作为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教师、公民等）所处的特定环境，即作为有效且负责任行为之前提的“社会生态”。

推荐序一（邵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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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三（珍妮·达罗克）

前言

第1章新型市场与新型企业家/1

第2章“不合时宜”的克尔凯郭尔/43

第3章美国政治的新形势/60

第4章浪漫的一代年轻人/84

第5章卡尔霍恩的多元主义/97

第6章美国的机遇和挑战/119

第7章总统卓有成效的秘诀/135

第8章亨利·福特的成败得失/149

第9章美国人独特的政治才能/165

第10章力图再创奇迹的日本/175

第11章值得学习的日本管理经验/190

第12章凯恩斯的魔法经济学/216

第13章美国政治的经济基础/230

彼得？德鲁克（1909-2005，Peter F.Drucker），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靠前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靠前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优选管理者推荐阅读经典。

他曾七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日，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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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新型市场与新型企业家

     一

     20世纪以来席卷美国经济的第三波兼并浪潮正在快速消退。同65年前和40年前的两波浪潮相比，这一波兼并浪潮对基本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要更加深远。

     第一波兼并浪潮在1900～1910年达到高峰，由“大亨们”主导，以J.P.摩根组建的美国钢铁公司和洛克菲勒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为代表。该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兼并，通常是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家或金融家，试图通过控制一种主要原材料或行业来取得或占领经济制高点，可称为“进攻型”兼并。

     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的第二波浪潮则以“防御型”兼并为主。这一波兼并浪潮中最早的典型案例是通用汽车公司，该公司于1910～1920年由数家中型汽车公司合并组建，旨在共同抗衡亨利？福特领导下的福特汽车公司近乎无敌的垄断。该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防御型”兼并，目标在于创建排名“第二”的企业，力图在同第一波兼并浪潮中诞生的巨无霸的竞争中屹立不倒。虽然该时期兼并组建的大量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后来也壮大为行业领导者，但防御型兼并导致美国主要产业的权力集中度下降，市场竞争更加活跃、更加平等。这一波兼并浪潮的结果往往是“寡头垄断”，但更常见的是打破“垄断”局面。

     与20世纪20年代非常类似，当前正如火如荼开展的第三波兼并浪潮，其出发点也是防御型兼并。以铁路运输业的兼并为例，相关企业合并组建了宾州中央运输公司，在芝加哥和西雅图之间的美国西北部铺设新铁路系统。这些铁路公司的兼并已有4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年代的防御型兼并，这绝非巧合。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纽约大型银行之间的兼并（如大通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合并组建大通曼哈顿银行，纽约国民城市银行与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合并组建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化学银行与纽约信托公司合并为纽约化学银行）也属于防御型。兼并的结果是，纽约市的商业银行（以及国际性商业银行）竞争力大大增强。诚然，银行的数量减少了，但合并后的银行实力增强，更加积极地开拓新市场。过去20年中发生的防御型兼并，与20世纪20年代的兼并一样，旨在创建规模足够大的企业，以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参与全国性（对银行而言，就是国际性）竞争。制造业中也发生过多起此类兼并。例如，两家中型林产品企业冠军纸业公司和美国胶合板公司合并组建了一家产值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企业，其产品涵盖木材、胶合板、高级纸张等林产品。不过，合并后的企业规模仍旧远远小于美国优选的造纸公司――国际纸业公司，该公司系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多家公司合并组建。

     多元化兼并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典型兼并，尤其是最近十年的案例，既不是1900年前后典型的进攻型兼并，也不是1925年前后典型的防御型兼并。

     迄今为止，这一波浪潮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典型”兼并。在早期阶段，也就是截至1964年左右，往往是一家明显并非行业领导者的公司，与另一家拥有接近不同业务的公司合并，这方面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起初，该公司经营美国以外（尤其是拉丁语系国家）的电话业务，并为相关企业制造电话设备。实际上，该公司最早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即贝尔系统）的外国版。在过去的40年中，该公司或主动或被动地一步步脱离电话业务，成为一家全球性电子产品制造商，营业额异常庞大，但在每个市场或技术领域的排名，都居三四名开外。后来，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中，该公司通过兼并大量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企业（至少乍一看是如此）不断扩张，其中包括安飞士租车公司、喜来登酒店、美国优选的房地产开发商莱维特父子公司，甚至还有大型意外保险公司――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当然，反垄断部门仍在试图阻止此次兼并。

     在“通过兼并实现多元化”的类似案例中，主营管道和采暖设备但已陷入停滞的老牌大型企业美国标准公司，先是与生产铁路制动和信号设备但同样发展受阻的大型企业――西屋电气空气制动公司合并，后兼并主营银行安全设备的规模中等但发展快速的莫斯勒安全设备公司，再后来又兼并了加州的大型建筑商威廉？里昂公司，通过一系列兼并重组，该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标准”。

     在数百起多元化兼并中，其中两宗交易是该类型的很好代表。一个是大型邮购和连锁企业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与美国集装箱公司合并，组建马可公司。另一个是美国第二大中期金融企业商业信贷公司与规模比IBM公司小得多却展现了电脑制造业巨大利润空间的控制资料公司合并。乍一看，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与美国集装箱公司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二者合并没有经济意义。然而，这两家公司都是所在行业的“竞争失败者”，虽然各自的营业额非常庞大，但不足各自行业领导者（西尔斯公司和美国制罐公司）的1/3。因此，两者各自面临的难题、机遇和战略决策可能彼此相似。同样地，生产大型电脑主机和向汽车购买者提供分期付款贷款似乎也没有共同之处。通常，客户租赁而不是购买大型电脑主机，成功的计算机制造商的核心难题是为客户提供用于租赁的资金。而金融公司，尤其是小规模弱势金融公司的核心难题是拥有可靠且稳定的高质量贷款客户。所以，尽管各自的业务内容相差很大，但彼此的需求却高度“匹配”。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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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自然生态不同，社会分工、商业规则、经济状态等社会生态要素都是由人创造的。人们生存于其中，一方面对社会生态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深受社会生态的制约。在社会生态学的思想中，社会、商业、经济是一个真实的环境、实实在在的整体，一个完备的“系统”，其中任何要素都与其他要素密切相关，为了看清，更为了准确理解相关状况，人、思想、商业、行为必须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同自然环境一样，社会、商业、经济构成的人文环境，往往并不均衡，而是持续处于动态不均衡的状态。在《人与商业》中，德鲁克从人、思想、社会等多元主题出发，探讨人与商业的过去、现在，并由此洞悉即将发生的未来。

前言

本书收录的文章，除了作者都是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共同之处呢？乍一看，这些文章非常零散，缺少一致的主题。其中，关于“新型市场”的文章，将20世纪60年代的金融潮流和蠢行视为经济、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症状，该文章与关于近代西方最不“市场导向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文章被收入同一文集，似乎有点不伦不类。本书认为亨利·福特是“最后的平民主义者”，他一方面实现了19世纪有关农业的理想和杰斐逊式梦想；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两者。将福特与关于日本“经济奇迹”内部动力以及当今“浪漫一代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痛苦与迷茫并列，似乎有些牵强。尽管本书所录文章的主题非常多元，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和基调，我称之为“社会生态”。虽然在任何大学的课程、学科目录中都找不到该术语，但“社会生态”专享的新颖之处是其名称。作为一个主题和人文领域，社会生态具有悠久的光荣传统，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近代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和白芝浩也是该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社会生态的基调则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有名定义—“政治动物”。正如亚里士多德所知（虽然很多引用其观点的人并不明白），这意味着社会、经济是人的创造，对人而言是“自然的”，脱离了这些要素，就不能深入理解人；还意味着社会、经济是一个真实的环境、实实在在的整体，用一个流行的术语来讲，就是一个完备的“系统”，其中任何要素都与其他要素密切相关，为了看清，更是为了准确地理解相关状况，人、思想、制度、行为必须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社会生态学家的研究往往无视市场、学术等领域的传统界限，让各学科的专家感到不安。例如，托克维尔属于“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白芝浩呢？社会生态学家强调，每一项进步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使那些善良的“自由主义者”不悦的是，社会生态学家注重“风险”或“权衡”，而不是“进步”。而且他们也知道，社会、经济构成的人文环境，同自然环境一样，往往处于动态、不均衡状态，而非均衡状态。因此社会生态学家强调，目标明确的创新是“保存”传统的方式—他们几乎从来都不用“保守”这个术语。社会生态学家确信，现有的学科划分过于狭隘，相关方法的局限性非常大，不能有效概括相关知识、行为、事件等具有重大意义的领域；同样，自然生态学家知道，沼泽或沙漠的划分是基本事实，也是植物学、鸟类学、地质学为数不多的专用工具。因此，社会生态学家很少局限于某一学科。我认为，很难明确指出本书的哪一章是研究“管理”的，哪一章是探讨“政府”或“政治理论”的，哪一章是分析“历史”或“经济”的。目标决定使用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从未登上学界的大雅之堂。研究人的各种社会维度（社会、经济、制度）的学者往往假定，运用理性能够接近理解其研究的主题。的确，他们的目标旨在发现能够用科学证明的“规律”。然而，人类的许多行为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即由外部因素决定，如他们所谓的“规律”。区别于上述学者，社会生态学家假定自己的研究主题过于复杂而永远不能被接近理解，这一点与自然生态学家同行对自然环境的假设相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社会生态学家才会要求（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同行一样）个人做出负责任的行为，并对自身行为有意或无意导致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我的前一本著作《技术与管理》（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ociety）（出版于1970年），聚焦于过去常常所说的“物质文明”：工商企业及其结构、管理、工具；技术及其历史等。本书则侧重于经济与社会进程，包括尽快把握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思想（经济的、社会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定传统（美国的或日本的）背景下能否继续行之有效的事物、在工业社会和大政府的复杂结构中有效发挥领导力的条件等。但本书最终的主旨与前一本著作相同，都旨在理解人（作为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教师、公民等）所处的特定环境，即作为有效且负责任行为之前提的“社会生态”。我非常确定，绝非每位读者都认可本书的观点；我衷心地希望读者对每篇文章的观点提出异议。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知道，实际上，最严重的错误并不是由于提供了错误的答案，而是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我真心希望读者，包括企业高管、政府行政人员、父母及子女、政策制定者、普通公民、教师、学生等，都能够认可本书提出的问题。即使那些严重质疑作者的观点、结论，甚至带有偏见的读者，我仍旧希望他们因阅读本书而心情愉悦。彼得·德鲁克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市1971年春

书籍介绍

与自然生态不同，社会分工、商业规则、经济状态等社会生态要素都是由人创造的。人们生存于其中，一方面对社会生态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深受社会生态的制约。

在社会生态学的思想中，社会、商业、经济是一个真实的环境、实实在在的整体，一个完备的“系统”，其中任何要素都与其他要素密切相关，为了看清，更为了准确理解相关状况，人、思想、商业、行为必须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且同自然环境一样，社会、商业、经济构成的人文环境，往往并不均衡，而是持续处于动态不均衡的状态。

在《人与商业》中，德鲁克从人、思想、社会等多元主题出发，探讨人与商业的过去、现在，并由此洞悉即将发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