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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为文明三卷本之一，主要来源于作者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思考。英美文明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在20世纪初之前在由英国领导，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美国领导，它为欧洲与美国家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特色鲜明又具有多样性。本书指出，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内部多元化，且不是固定不变的。本书为研究英美文明构建了清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汇聚了优秀的案例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本书作为汇编作品，汇聚了阵容强大的作者队伍，包括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系高级讲师邓肯·贝尔、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路易斯·保利、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赫尔曼·施瓦茨、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政治副教授布伦登·奥康纳等人，卡赞斯坦在本书的开篇和总结章节中提出了全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其他章节则由上述知名学者完成，理论观点丰富且具有多样性，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中，为研究美欧事务、国际关系、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和学生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Ⅰ

前言／Ⅲ

章英美西方文明／1

彼得·J.卡赞斯坦

篇第二章新盎格鲁世纪计划：种族、空间与全球秩序／43

邓肯·贝尔

第三章全球乡土地带的英美文明：土地与内生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3

赫尔曼·施瓦茨

第二篇第四章“帝国本我”：南非、印度和爱尔兰视角下的英美文明／105

奥迪·克洛茨

第五章寻找自由的英美文明：从种族优越论到多元文化政治／137

斯尔詹·武切蒂奇

第三篇第六章关于英美文明的谈判：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169

路易斯·W.保利克里斯蒂安·雷乌斯斯密特

第七章外交文化：美国加拿大关系和美国墨西哥关系中的多重西方和多重身份／203

布赖恩·鲍阿图罗·桑塔克鲁兹

第八章特殊关系：英美世界中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34

戴维·麦克唐纳布伦登·奥康纳

第四篇第九章多个西方与多形态全球主义／275

彼得·J.卡赞斯坦

参考文献／330

彼得·J.卡赞斯坦：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美国康奈尔大学小沃尔特·S.卡彭特国际研究教席教授，《国际组织》杂志主编，国际关系建构主义流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以及世界政治中的安全与文化，代表作有：《国家安全文化：世界政治中的文化与认同》 《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 《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与罗伯特·基欧汉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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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英美文明是否能代表全部的“西方”？英美文明的不满者来自哪里？ 

2. 本书通过对世界多元多维文明的分析，指出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其内部是多元的，且不是固定不变的，平息了此前有关文明研究的相关争论。

3. 从古老的大不列颠到新兴的美利坚，本书构建了一个多元的西方世界。

在通常人们所指的西方文明中，英美文明显然是清晰可辨的一部分。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在美国、欧洲、美洲和南半球广泛存在。在世界文明中，英美文明一直位于中心，在20世纪初以前由英帝国领导，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成为引领者。英美文明在欧洲的西方与美国的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它独具特色，但并非独一无二。多重的西方文明彼此共存，同时也与其他文明共存，是由多重现代性构成的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像其他文明一样，英美文明具有传统多重性和内部多元性的特征。曾一度深植其中的帝国统治与种族等级的观念与实践现在穿上了霸权或多边主义的外衣，换成了富有政治争议的各种版本的多重文化主义。就其核心而言，英美文明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本书提出，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在美国、欧洲、美洲和南半球的几个地方广泛存在。

书摘插图

英美文明（AngloAmerica）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它指涉清晰，辨识度高。本书提出，西方文明存在于多重传统形式之中，通行于美国、欧洲、美洲，以及南半球的几个地方。2英美文明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地位，直到20世纪初一直由英帝国领导；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成为英美文明的领导者。英美是连接欧西方（European West）与美西方（American West）的桥梁，具有特殊性，但并非独一无二。多重西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与其他文明共存，是包含多重现代性的全球文明的组成部分。英美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一样，具有多重传统和内在多元性。帝国统治和种族等级体系曾经珍视和倚重的理念和实践现在以霸权，或多边主义和具有政治争议的各种多边主义形式呈现出来。英美文明的核心是流动的，不是固化的。

在主要英语国家中，当代政治保守主义者将英美文明称为盎格鲁圈（Anglosphere）。它遵循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传统，获得当代保守派的支持，由崇尚自由价值、新教教义、个人主义、成就文化、由世俗成功证实的富有私人美德的生活、使用英语语言、习惯法、议会治理以及其他一些古老的不列颠传统的国家群体组成。这些保守派反对其他形式的西方文明，比如欧盟。3然而，左翼批评家却认为，盎格鲁圈是一项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甚至时而鬼鬼祟祟搞种族主义的工程。他们指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梦魇般的小说《1984》所描述的专制统治下的大洋洲，就是英国、美国、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政治合体。4因此，政治左派大力支持联合国和一些新的跨国治理制度。抛开所有政治分歧不说，历史记录显示，自17世纪晚期以来，英美文明打赢了所有主要战争。在20世纪的全球性热战和冷战中，英美文明挫败了来自法西斯右派和共产主义左派的挑战。尽管经历了一些局部和暂时的挫折，但是三个多世纪以来，英美文明一直是不断演变的国际政治的中轴。

公共话语中常常提到西方，西方是涵盖范围广的集体身份概念。集体身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然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他的论文《文明与其不满者》中提出，个体“自我”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内向的延续性，没有鲜明的轮廓。5文明也是如此。文明是政治建构的。文明复合体直接影响到帝国、种族、主权和相互依赖等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也直接影响到外交和结盟等政治实践。这并不是说以不同形式展现出来的西方文明是集体身份的来源。民族和他们各自不同的地区或地方，以及团体、家庭和个体身份在特定情境中也具有重要意义。“西方”一词不断被援引，仍然是普遍通用的社会概念，它为精英而不是社会大众提供了方向感，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信仰以及政府、团体和个人应尽的义务。“西方”是现代概念，替代了已经过时的“拉丁基督教世界”（Latin Christendom）。援用“西方”概念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比如，可强调其对人类的特殊贡献，亦可批判其对人文精神的损害；可盛赞其某些价值观相比其他文明具有内在优越性，亦可贬斥其内在低劣性。6

上文简要讨论了多重“西方”的存在，据此本章拟提出以下两个观点。首先，针对路易斯·哈茨和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美国和西方文明是单一整体的观点，我指出多重传统普遍存在。其次，我援引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描述了英美文明逐渐偏离种族和帝国的渐进性演变，分析了国际共同体的各种变体和代表当代英美文明的内部多元文化主义的三种不同模式。后进行了简要小结。

多个西方

温斯顿·丘吉尔就是西方内在张力与矛盾的证明。当年，他还是中尉的时候，有一次在华尔道夫酒店的舞厅，他走到聚集的人群跟前，想了解布尔战争的进展。马克·吐温（Mark Twain）向众人介绍了他。马克·吐温反对英国在非洲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也反对美西战争。吐温说：“我们一直有着亲缘关系：血缘同质、宗教同质、代议制政府同质、理想同质，我们秉持的公正而高尚的宗旨也是同质的；而现在我们所犯的罪也是同质的，和谐圆满，融合完美，就像丘吉尔先生本人一样。”7丘吉尔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支持和参与了英国殖民地的种族清洗和拘留所建设运动。丘吉尔既憎恶甘地（Gandhi）也同样憎恶希特勒（Hitler），事实上，这也许可以解释他在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时的冷酷无情。那场大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管理不当的结果，那时正是丘吉尔执政时期。8

这是丘吉尔的张面孔。他的第二张面孔是无所畏惧、善于雄辩的英国和西方领袖。他在摧毁希特勒和纳粹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冷战发端之际，丘吉尔在密苏里的富尔敦（Fulton）发表演讲时称：

美国人和英国人必须永不停歇、毫无畏惧地宣扬自由与人权的伟大原则，这是英语世界的共同遗产，经由《大宪章》、《权力法案》、人身保护令、陪审团制度和英国的习惯法，体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成为自由与人权为著名的表达。9

对于丘吉尔及其知识界的追随者而言，英语世界的人们是英美文明的特定代表，也是西方骄傲的体现。邓肯·贝尔（Duncan Bell）在本书第二章对此进行了讨论。10

正如丘吉尔的第二张面孔一样，一个整体统一的西方概念仍然在今天大有市场，尤其是在保守派中。比如，英国和美国的“特殊伙伴关系”（special partnership）在21世纪的个十年是显而易见的。在伊拉克战争的预备阶段，布莱尔（Blair）首相是美国重要的战友，随时准备付出“血的代价”。112007年，布什总统将美英关系称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思维相似，我们都相信自由与正义是根本的生活原则”。12布莱尔使布什想到了丘吉尔，“在我朋友的谈话中，我听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声音”。132009年3月，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首相访问美国，目的就是要重振被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和美国的专横霸道所损害的英美特殊关系。

然而这一次白宫没提“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而是采用了“特殊伙伴关系”的说法，让伦敦颇为吃惊。14奥巴马（Obama）总统曾经详细记述他的祖父在肯尼亚饱受英军士兵折磨的故事；还把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塑像从椭圆形办公室搬出去还给了英国。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承认，在他2010年当选后首次访问华盛顿时达成了新的政治条件。卡梅伦弱化了英国作为美国的特洛伊走卒的理念，谋求建设“伙伴关系”（partnership of choice）作为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以追求实在的国家利益替代泪眼蒙眬的感伤情怀。15

“西方”常常被指涉为一个不同于“东方”的单一文明复合体，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无论怎样都难以解释，为什么雅典以西1700英里、约3小时飞行距离之外的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属于“东方”。“东方”和“西方”都被看作单一的整体，这种不准确的说法从深层次上误导了人们的世界观。虽然他们引发的划界质疑削弱了其普遍适用性，但是更加具体的一些地区标签，比如“欧洲”和“亚洲”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欧洲人对于俄罗斯和土耳其是否属于欧洲持有根本性分歧。而亚洲的概念，如果是单数形式，那么强行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整合为一体的做法则毫无意义。这些地方根本互不相同，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来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一体化的亚洲。单一亚洲只存在于明星空谈家和泛亚政治理论家的强大想象之中。“西方”也是一样。单一“西方”并不存在，我们应替之以多个“西方”的理念。多个“西方”共同存在，但通常彼此关系紧张。

以单一颜色标识各类文明的地图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同质性，与更为复杂的视觉表达相比，这种地图具有误导性。16这里我重点针对路易斯·哈茨和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提出英美多元文明的理念。本书中有关章节具体阐述了我们所指的英美文明蕴含的重大内在差异，以及英美文明政治的实践情况。19世纪时人们普遍相信，只存在的一个文明标准，即英美文明标准。17而且英美文明为充满着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理念的自由主义目的服务。在多重文明世界中，那些理念的可信度已严重丧失，复杂主权、外交文化、特殊关系成为英美国际关系的标签。近几十年来，在英美文明的不同构成部分，我们都见证了以多元种族主义、萌芽中的三元文化主义（triculturalism）和争论中的多重文化主义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除英美文明以外，西方还有第二个概念，即美洲新世界。阿图罗·桑塔克鲁兹（Arturo SantaCruz）在阿瑟·P.惠特克（Arthur P.Whitaker）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西半球的概念。西半球是一片独特的地域，其沟通、互动和利益构成了政治中的合法性因素。18自杰斐逊（Jefferson）以来，围绕着新世界不同于旧世界这一基本理念，逐渐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即互动并不必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随着泛美运动的发展，西半球的内部分歧逐渐消失。现代美洲间体系的建立以1889年的华盛顿会议为开端，可以追溯到美国对中美洲加剧干涉、反洋基佬情绪日渐高涨之时。美式西方文明的规范秩序陷入紧张与分歧之中，直到1936年罗斯福（Roosevelt）总统启动“睦邻”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美国表示无条件接受不干涉原则，这一形势才逐渐缓和。那时，美国与其所有美洲伙伴确认致力于民主、和平与正义。从此，欧洲自我标榜的独特性让位于基于代议制民主的共同责任，这一责任后来被写入1948年美洲国家组织的成立文件《波哥大宪章》中。因此，作为独特西方模式的西半球理念主要包括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基于权利的代议制政府（美国强力推行），二是不干涉（害怕美国的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国家支持）。这两项原则都是政治实践的指导原则，但不是政治实践的决定性原则，政治实践往往偏离了这些崇高的理想。

史缪尔·艾森施塔特、埃德蒙多·奥戈尔曼（Edmundo OGorman）和杰里米·史密斯（Jeremy Smith）提供了关于美洲的补充性论述，从更为明确的文明视角再次证实并强调了多个“西方”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他们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路易斯·哈茨的欧洲中心论，即把美洲作为欧洲的“冰冻碎片”的观点。19事实上，在从旧世界移植到新世界的过程中，欧洲模式经历了激进的改造。艾森施塔特和桑塔克鲁兹一样，在比较研究中既强调美洲文明的共性，又强调其差异。20他指出了语言和领土等基本标准的相对不足。因为在定居者中产生了新的集体身份，这个身份既受到美国普世主义精神的浸染，又受到拉丁美洲正式的等级制度的影响。社会秩序原则如镜像一般将两者反映出来。在英国式的北方，人们推崇平等、成功等价值观，赞同短暂的改良主义抗议运动；而在拉丁美洲式的南方，人们则认同庇护主义、归属性的社会地位和周期性的激进抗议。若论起与欧洲旧世界的关系，其实两种美洲变体之间的冲突并不算大，主要的冲突产生于它们脱离欧洲宗族社会的自我异化过程中。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冲动在移植到美洲以后，都深受两个进程的影响：一是欧洲殖民主义，二是定居者与原住民的冲突。这是英国定居者和西班牙与葡萄牙定居者的共同经历。奥戈尔曼指出，美洲政治具有相当的原创性，美国与美洲整体的认同正是来源于这种原创性，而非拉丁美洲殖民地对母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的模仿；这种原创性使美国公民成为出类拔萃的美洲人。21后，史密斯进一步对美洲文明进行了分解，他分析了艾森施塔特忽视的加拿大和加勒比的美洲文明变体，并增加了美洲原住民文明和美国南方文明作为进一步细化的文明变体来说明多个“西方”文明的存在。22

媒体评论

《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是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的*著作。彼得·卡赞斯坦对多重现代性构成的世界文明中的多元多维文明进行了精湛分析，探讨了超越东西方*分野的必要性，平息了此前国际关系文明政治研究的相关争论。与此同时，该著作对英美文明身份中几个推动身份演变的关键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自由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强有力地表明在国际关系领域忽视文明研究是危险的。

——伊曼纽尔·阿德勒

多伦多大学安德烈娅和查尔斯·布朗夫曼以色列研究讲席教授

前言

本书是世界政治文明研究的三卷本丛书之一。卷《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2010年）强调文明的多元性与多维主义，并以之为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用于六大文明研究。随后出版的两卷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文明进程和文明身份研究。《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2012年）分析了中国和平崛起时代的中国化过程。《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2012年）分析了英美文明身份的演变，特别关注了自由主义与种族之间的问题。《世界政治中的文明》为这套三卷本文明系列丛书奠定了概念基础，第二卷和第三卷均在后一章的部分对此概念体系进行了大体相似的复述。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副标题传达了这两本书的同一个核心思想，即我们需要超越把世界地划分为东方与西方的做法。

文明三卷本丛书的思想灵感来源于我在过去20年里曲折的研究与教学过程中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我曾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规范与身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我在一本书中研究了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理论，并将这个理论运用到另外一本书中，研究了日本安全问题。在过去十年里，我还思考过世界政治中的地区主义与地区化问题。但是，我始终不太满意自己对于东亚和西欧地区身份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历史上的一幅幅地图生动地表明，地区身份如何发生着演化，世界在人们的想象中如何不断地被重塑。地区的边界与地区的意义都是开放的，总是能引发政治辩论和冲突。就边界和意义而言，地区与文明何其相似。我希望，关于文明政治的阐述能以一种更令人信服的方式，更准确地把握到那种政治脉搏。

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文明层面的分析加入国际关系的常规理论中。文明三卷本丛书试图进一步明确世界政治的文明背景，重点研究中国化和英美文明，以这两个例子来展现通常被纳入全球化和国际化评价体系中的复杂过程和受到争议的身份。尽管全球化与国际化指涉的对象不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的。全球化描述的是超越时间、压缩空间的过程，对于世界政治具有创新和改造的作用。国际化指基于领土、跨越国界的交换，反映的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的基本延续与演变。全球化崇尚围绕共同标准的融合，以及各种应对全球变化的本土适应性工作。国际化允许在各民族的实践中继续存在民族差异。因此，当代世界政治是改造性全球效应与累积性国际效应的混合体，这两种效应塑造和重塑着国际体系。

聚焦文明进程和文明身份使我们可以脱离一般性分析，更为具体地勾画特定的全球和国际背景，从而说明文明间接触和交往的独特特征，以及偶发的文明冲突的特殊性。背景特性（contextual specificity）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现有理论告诉我们的是一般性层面上的规律，无助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或接触。文明三卷本丛书并不是要就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文明转向的具体主张。我们试图发现规律，而不是提出具体问题、特定条件，或者提出替代性的解释和有助于定量研究的指标。我希望能勾画世界政治的宽泛轮廓并提供创新的视角，以便其他学者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自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那篇著名的文章以来，他的文明冲突论一直是我在康奈尔大学讲授的“国际关系导论”这门大课的材料。那篇文章为历届学生所喜爱，在我布置给学生的近50篇阅读材料中通常位列受欢迎的三篇文章之一。十年前，我开始对宗教与世界政治的关系感兴趣，研究宗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那时我偶然读到了史缪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的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概念。在某些方面，多重现代性能够矫正文明冲突论；而另外一些方面，它又是文明冲突论的补充。后，几年前，我开设了一门新课，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我重读了亨廷顿关于美国的大量著述，认识到他的美国观与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观点相近，与文明冲突论也是一脉相承的。我还发现，艾森施塔特的多重现代性概念与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的多重传统批判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史密斯对哈茨（和亨廷顿）秉持的美国自由传统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以不同于这些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及其同类国家，可能会收获颇丰。美国不仅是国际体系中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全球市场上资本主义民主的领导者；美国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文明。

与其他任何著作一样，这套三卷本丛书也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如果说初推动这个研究项目的是亨廷顿的文化现实主义，那么终自由国际主义的局限性成了我的核心关切。和文化现实主义者一样，自由主义者至今依然遵循世界政治的欧洲中心模式，这一模式建立于19世纪，而今早已过时。和今天一样，那时的文明国家或曰发达国家为不文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制定标准。对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接触迫使我专门就世界政治种族层面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纳粹德国，被美国士兵解放，正因为许许多多美国士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才得以自由地生活。因此，种族对我而言曾是一个充满了大屠杀暗示的课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予以回避。美国慷慨地收养了我，我也完全地投入到她的怀抱，我深深地崇敬美国，深深地被她吸引，这种感情使得我过去一直掩饰美国存在的问题和丑陋的方面。

尽管当着我这个德裔美国人的面，我的东亚同事们出于礼貌淡化了这个事实，但是多年来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认为在任何严肃的世界政治研究中，种族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很早就意识到，我那些做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同事对于自由主义与种族关系的研究或是毫无兴趣，或是公开持有敌意。当然可以说，他们所处的社会仍然带有显而易见的、永远忘不掉的丑陋的种族主义疤痕；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在这个多重文化主义与人权的时代，自由主义与种族的关系不是问题。自由主义学者将威尔逊主义进行了改造，使其基本政策取向适用于我们的时代。而现实主义学者则批判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不切实际、过于理想主义，试图弱化他对世界政治的深远影响。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没有花上哪怕是片刻的时间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来自南方的自由主义者威尔逊也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因此，在这套三卷本的结语部分，我研究了英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走向全球过程中的异同，探讨了国际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努力寻找可类比的历史案例，期望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场我称之为“多形态全球主义”（polymorphic globalism）的运动。尽管全球主义在内涵上与自由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它的意义更为深远，它面对的不仅是西方或英美世界，而且是范围更为广阔、形态更为多样的人文世界。

我终发现，我对文明研究的兴趣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甚至是过度质疑。尤其是那些对现代世界的文明研究感兴趣的人，他们背负了太沉重的欧洲中心的种族主义负担，因而本能地回避了文明的概念。虽然他们对我的主要观点往往都是认同的，但是他们问得执着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呢？”换一个负面联想少一点的概念或术语不好吗？后来我为这个问题准备了两个答案。首先，我愿意和这些批评者打个赌。他们应该找些报纸，做适当取样，对报纸头版进行内容分析，数数他们个人或者他们感兴趣的研究项目出现在头版的次数，与报纸头版援引“东方”和“西方”的次数进行比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和我打这个赌。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文明概念在日常用语中无所不在。其次，我会提到上文说过的康奈尔大学本科生的阅读偏好。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学者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公共话语的讨论，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是躲在各种新造的术语后面，不理会学生的观点。

国际关系学者对我的研究持不同态度。现实主义者只是耸耸肩，不置可否。他们对于世界政治的文化研究当然不感兴趣，认为亨廷顿的理论已经被证实是错的了，尘埃落定。冲突大多发生在文明内部而非文明之间。这种观点忽视了亨廷顿的学术贡献，他警告我们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的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由主义者很难接受我的观点。他们坚持说，良治的普适标准根植于自由主义原则，但我认为这与19世纪的文明研究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极其相似，令人担忧。国际自由主义视域狭隘，不足以包容新兴世界秩序中的所有规范议程。

编著《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一书的想法是我多年来与我一生挚爱——我的太太玛丽（Mary）——在饭桌上讨论时产生的。晚餐时，她常常谈起她的美国政治研究工作，我洗耳恭听，受益匪浅。后来，我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2008年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试图指出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这个项目，我于2010年组织召开了两次作者研讨会，分别是在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和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年会期间，我与本书作者都提交了研究提纲和文章初稿。2011年5月，多伦多大学芒克中心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并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支持。我特别要感谢中心主任路易斯·W.保利（Louis W.Pauly），他尽管被各种事务缠身，但为这个项目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大力支持。我还要感谢中心的工作人员，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都能高效完成。2010年两次会议的全部经费和2011年多伦多会议的部分经费都由康奈尔大学小沃尔特·S.卡彭特国际研究教席教授经费支出。

衷心感谢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为我提供的2009—2010年度路易斯和约翰·斯蒂芬斯创始人会员访学项目。对我而言，那一年至关重要。我得以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进一步完善我这套文明三部曲，并阅读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在不同的方向上指引着我，使我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后，我要感谢本书的各位作者，其中既有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有刚刚结交的好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无论在“前言”或是“致谢”中都难以全面表达。他们提出的很多想法和建议，对我文章初稿的意见，以及他们自己所撰写的文章，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两本书所研究的主题的了解，加深了我对于世界政治中很多我尚未明白，甚至以前完全没有思考过的一些问题的理解。并肩工作，其乐无穷。当我们像梅尔维尔笔下的漫游水手伊什梅尔（Ishmael）一样踏上新的征程，寻找新的货船和同伴时，我会怀念我们的讨论。这两本书也再次让我认识到，创造新知识是一个美妙的过程，它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孤独的。

我将此书献给安妮卡。在本书修改完稿的后阶段，她响亮的哭声传递着一个明确信息：“走我自己的路——不走高速路。”我希望她长大后也是如此。

彼得·J.卡赞斯坦纽约伊萨卡2011年7月

书籍介绍

1. 英美文明是否能代表全部的“西方”？英美文明的不满者来自哪里？

2. 本书通过对世界多元多维文明的分析，指出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其内部是多元的，且不是固定不变的，平息了此前有关文明研究的相关争论。

3. 从古老的大不列颠到新兴的美利坚，本书构建了一个多元的西方世界。

在通常人们所指的西方文明中，英美文明显然是清晰可辨的一部分。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在美国、欧洲、美洲和南半球广泛存在。在世界文明中，英美文明一直位于中心，在20世纪初以前由英帝国领导，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成为引领者。英美文明在欧洲的西方与美国的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它独具特色，但并非独一无二。多重的西方文明彼此共存，同时也与其他文明共存，是由多重现代性构成的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像其他文明一样，英美文明具有传统多重性和内部多元性的特征。曾一度深植其中的帝国统治与种族等级的观念与实践现在穿上了霸权或多边主义的外衣，换成了富有政治争议的各种版本的多重文化主义。就其核心而言，英美文明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本书提出，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在美国、欧洲、美洲和南半球的几个地方广泛存在。